多的小學教育上，中央政府也負擔總費用的70%左右。中學的財政幾乎完全由國家負責，地方只承擔學校建設用地的部分開支。公立中小學教師全部都是國家公務員也是現代法國教育的一大。這讓我想起劉醒龍催人淚下的小說《鳳凰琴》，山區(qū)民辦教師明愛芬收入微薄，在趕赴轉正考試途中落水癱瘓，最后在臨終前因為大家的同情而獲得轉正名額。這一故事背后的人和歷史是我們今天不應該忘卻的。

蔡元培熟悉法國教育史，高度認同“教育之脫離宗教”，但是可能是受限制于當時的國情和國力，他常常把義務教育等同于掃盲和謀生技藝學習，也沒有提出由中央政府來統(tǒng)一支持和管理基礎教育。他曾經說自己的興趣“偏于高等教育”。最一段時期，著名的“錢學森之問”，把大家的注意力進一步轉移到高校的管理和經費增加上。如果轉換一下思路，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：如果鄉(xiāng)村教育能夠普遍按照全國統(tǒng)一的高標準興辦和辦好，如果以舉國體制爭拿奧運金牌能夠進步到以舉國體制辦好鄉(xiāng)村教育，從那里的孩子們中間能夠成長出多少個錢學森教授？

世界一流大學應該有一流的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感。如果我們的大學只注意高等教育的所謂國際化，發(fā)達地區(qū)只注意本地中小學博雅的素質教育，如果我們在為這些目的毫不吝嗇地投入資金的同時，有意或者無意地繼續(xù)忽略貧困地區(qū)的小學生和中學生，如果這些學生還需要通過媒體呼吁來取得《新華字典》和其他最基本、最起碼的教育資源，我們真的有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創(chuàng)辦出世界一流大學嗎？教育資源的不等首先在道德上就意味著我們與“一流”之間遙不可及的距離！

大學師生應該關心和介入鄉(xiāng)村教育的改良，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做“精致的利己主義者”（錢理群教授語）。在我們這個依然貧窮、人均收入排列在世界第100名之后的國家，我們的大學，尤其是北京大學這樣的最高學府，應該繼承蔡元培先生的情懷，把最貧困地區(qū)最貧困的學生放在心上，記住每一個銅板都來之不易，鄙視“高大上”，鄙視精英和權貴意識，應該以節(jié)儉、樸素和實干的態(tài)度來興辦高等教育。我們同時應該修正蔡校長當時未曾重視的教育設計缺陷，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，大聲呼吁以舉國體制和中央財政去強制統(tǒng)一全國義務教育的標準和質量，進而推動全國鄉(xiāng)村教育迅速、普遍、徹底的改良。

這是因為：我們距離貨真價實、名副其實的國民教育有多遠，我們距離那些享受不到一流小學、中學教育的貧困孩子有多遠，我們距離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就有多遠